我很早便看过鲁迅的作品，因为初等教育的语文课本辑了他许多文章进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孔乙己》《祝福》《社戏》《少年闰土》，这些文章构成了我对鲁迅的最初印象。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我并没能理解这位作家和他的作品。随着心智的成熟，当我回头重读鲁迅作品，又看到他人眼中的鲁迅时，才有些豁然开朗之感。
正像余华写的那样，出现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上的鲁迅，对多数的孩子来说只是一个“词汇”，而不是一个作家，立体的人。四十多年前，“鲁迅”在少年余华眼里，是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人，是永远伟大正确，是“鲁迅先生说过”；多年以后，“鲁迅”仍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出现在语文课本上供学习和瞻仰。我最初读到的他的几篇文章里，印象深刻的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少年闰土》和《祝福》。当初应付答卷背过的那些写作技巧、中心思想分析都不记得了，倒是些背景模糊的图像零零散散地搁浅在了脑子里。“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低唱的油蛉，蟋蟀，人形的何首乌……尽管儿时的我只见过蟋蟀，其他多半不认得名字或没有见过实物，但还是凭着孩子的想象力勾勒出了百草园的样子。看到《少年闰土》，就会想起那幅图画：“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祝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因为祥林嫂悲剧的命运引起了我深深的同情和沉重的悲哀。这些就是鲁迅给少年时的我留下的全部印象了。在我还不懂得什么叫“革命”的年纪，除了祥林嫂的悲惨命运使我感到沉重之外，孔乙己，阿Q这些人物，我只觉得奇怪和好笑罢了。再则鲁迅的语言在今天读来也有点晦涩拗口，对一个孩子来说并不讨喜，所以只有那些富有童趣的场景描绘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今天回过头看，少年时期学校的教育并没有帮我认识鲁迅。鲁迅不在试卷分析题里，不在老师的讲义里，在“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之前，鲁迅是一个作家，再之前，是一个人。想要看懂一个历史人物，不了解历史、近代变革的社会背景，是很难做到的。除此之外，鲁迅的文章带有强烈的目的性，他要改造国民的思想。这就是说，读者最好有一些思想基础，保守也好，激进也好，传统也好，现代也好，多少要有些主张的。最怕的是一张白纸，既然是空白，就无所谓好坏对错，也分不清愚蠢和明智，鲁迅的“枪笔”遇到这样的读者，力量就减损多半。多数儿童就是这样的读者，所以“鲁迅”对这些儿童来说，只是课本上的一个词汇。
上段言及鲁迅写作有很强的目的性。接下来就谈谈鲁迅带着什么样的目的写作。乔治·奥威尔曾在《我为何写作》中谈过他所理解的四种写作动机：
1）纯粹的个人主义
2）美学热情。
3）历史冲动。
4）政治目的。
鲁迅最明显的写作目的大概是“政治目的”。奥维尔定义的“政治目的”指希望将社会朝着某个方向推动。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写道：“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偏至。” 后来的《摩罗诗力说》里，他歌颂了西方一批“精粹界之战士”，如拜伦、雪莱、普希金、密茨凯维支、斯洛伐茨基等。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1933年的一篇文章里，鲁迅更直接地说：“我也并没有想把小说抬进’文苑’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可以看出，鲁迅相信社会中存在一些先驱者，他们能够推动文化偏至之钟摆，影响社会变革的进程。鲁迅要扮演的就是这个角色，文学就是他改良社会的板斧。《呐喊》《彷徨》就是带着这种目的创造出的产物。这时候，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的艺术性让位于政治目的，即写作的政治目的大于美学热情。
李欧梵先生从心理学角度对鲁迅走上文学道路的影响进行阐释，也很有趣。他认为鲁迅父亲病死给青年鲁迅的心理注入了某种“黑暗力量”，类似于某种心理的“诅咒”。艾利克逊也在马丁·路德金、甘地等人的生活中找到了类似的“诅咒”，即“带着不惜一切代价超越和创新的责任感，并被罪恶感缠绕而成长起来。”如果说鲁迅最初学医的选择是因为父亲的病未能被中医治好而背负了某种精神上的罪恶感和责任感，以及将日本的医学教育条件良好纳入考量，那在学医之后，鲁迅的思想慢慢发生了转变。鲁迅曾告诉许寿裳，他学医是为了通过科学解决三个问题——“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缺乏的是什么？病根在哪里？”可见，彼时的鲁迅已经逐渐将文化道德置于科学之上。直到后来的“幻灯片事件”，鲁迅最终做出了弃医从文，以文学改造国民思想的决定。
作为一个文人，鲁迅是颇具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情怀的。这种浪漫情怀对知识分子很有吸引力。一个“精粹界之战士”在愚昧或疯狂的时代独醒独行，叛逆诗人，孤独斗士，理想主义的殉道者，多么浪漫的悲剧啊。鲁迅是决意了要做这样的人物的。《随感录三十八》是他的一篇战斗宣言：“他们必定觉得自己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这样的人是痛苦的，但这痛苦带来的浪漫又有麻醉效果。下面就要说说鲁迅值得我们反思之处了。
毫无疑问，鲁迅的文学是尖锐辛辣的，他把文字当作了板斧，挥向腐朽的中国传统社会现实。因为他看到了现实的深刻和苍凉，所以态度也是激进的，不愿与落后的传统有任何调情。左派知识分子，多有些极端偏执，正如《狂人日记》中的”疯子“一样，自大到自负，不惮与全世界为敌。这之于历史当然有进步的一面。革命，大刀阔斧的除旧替新，慷慨激昂的警世呐喊，能在腐臭淤滞的旧社会搅起激流涌动，大大加速历史的进程。但既是反思，当然要谈谈激进之弊。尖刻凶猛的文字如大棒，固然富有力量，但同样潜藏危险。鲁迅的文字太过凶猛，以致于在鲁迅被偶像化甚至神化的时期，作为神的鲁迅被用作万能兵器，批胡风，文革批周扬，文革后批”四人帮“。鲁迅成了锋利的刀枪，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利用。 后期的鲁迅愈发激进偏执，有人曾评论：“他四面树敌，攻击’新月派’与胡适等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把资产阶级、小布尔乔亚挂在嘴边，要打’落水狗’，‘资本家的乏走狗’等等。在一些谁拿了帝国主义的英镑，谁拿了苏俄的卢布上耿耿于怀，几近于斤斤计较的小人心理，既小气又阴暗。” “个人的自大”走向极端变成唯我独尊的狂妄和偏执，使得鲁迅也没有逃不过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好为人师”的臭毛病。《两地书》是鲁迅与妻子许广平的通信，却怎么也读不出是夫妻之间的谈话，分明是老师对学生自上而下的讲授。
说到这里，我还尚未提及鲁迅作品的艺术价值。这并不是说鲁迅文学的艺术价值较之其思想价值不值得一提，实在是我这位读者的艺术修养不够，没有什么资格对它的文学艺术性作出一番评价。倘若打肿脸充胖子，拿些小学阅读理解标准答案来凑数，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这方面，国内外众多文人学者都有精彩的评述，我做一个小学生虚心学习就好。
以上就是我与鲁迅的相遇和自己的一些鄙陋之见。